为什么要把中医的疗效归结为自JBO竞博愈？

　　JBO竞博谁主张，谁举证。如果检察机关指控你有罪，控方就必须自己提出证据；中医主张中药有效，中医就必须自己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

　　“自愈”只是所有对中医“无效”的最强有力的辩护之一，因为人体的自愈能力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就像刑事审判中的“不在场证明”，要定罪就必须有强有力的证据排除这个疑点，中医提出“有效”的主张，它就必须提出合理的证据排除“自愈”的可能性。除了“自愈”，还有很多其他可能的疑点都必须排除，比如“安慰剂效应”，比如外在环境的变化，可能碰巧空气污染消失了，可能饮食上碰巧吃了对该疾病有帮助的其他东西，可能心情突然变好了有助于病情缓解，可能中药只是麻痹了神经系统让我们误以为病好了……

　　（这里再补充一句，“自愈”的定义不应该被扭曲和扩大解释，它具有“非依赖性”，是指人体不依靠外力而具备的能力，通俗的说就是吃药和不吃药效果一样。中医如果要宣称“提高人体免疫力”或者什么“帮助病人自愈”同样需要证据证明。)

　　现代医学之所以发明出“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试验”这么变态的方法，把自己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你以为他们天生是受虐狂啊？还不是因为我们对它通通“默认无效”，我们逼它穷尽一切可能来排除所有的疑点，来证明它自己的“有效”的主张是成立的。

　　这虽然听起来很“耍流氓”，但是这就是科学研究的一贯做法，是科学的“范式”。正是这种严谨到苛刻的方法，让科学研究能够不断纠错，不断去伪存真，不断接近真相。

　　有很多中医支持者对随机双盲对照试验有强烈的抗拒和抵触心理，虽然这一套方法既非科学，也非西方(比如《中国好声音》的导师背对选手就是一种盲测，比如科举考试的试卷上把考生名字遮起来也是一种盲测，都是为了排除干扰因素)，但是没有关系，中医完全可以自己发明一套方法，只要能够逻辑严谨证据明确地排除自愈、安慰剂效应等等干扰因素就好。

　　在英文中，法庭审理过程叫做trial，医学临床试验也叫trial，这显然不是一个巧合，事实上他们本质上就是在做同一件事：一方（检察机关/现代医学）提出指控（有罪/有效），另一方（辩护方/抽象的潜在质疑者）提出各种质疑反驳，双方举证质证，最后得出可信的结论。我们翻译为临床“试验”，事实上就是一次“审讯”，有效没效，全凭证据。

　　经过了严格的审理程序的司法审判当然也有可能出现错误，正如同经过了严格的医学临床试验的药物也未必总是能100%确保真正有效，我们之所以坚持这个程序正义，我们之所以坚持“无罪推定/无效推定”，并不仅仅是为了保证一个个案的正义，也是为了尽最大可能保证普遍的正义，防止可能的冤假错案/无效假药甚至诈骗，我们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所以那些以历史上出现的现代药物研发的失误来攻击“随机双盲试验”的人，就如同借着历史上的误判来攻击司法审判程序一样毫无逻辑。我们应该做的恰恰是进一步完善更加严谨的程序，而不是直接无视、逃避程序。

　　作为潜在的“被告/患者”，我们天然的立场就应该是坚持“自己无罪/药品无效”，千万不要坐歪了，我们天然地就应该尽最大的可能去挑战、质疑、反驳“检察机关/药物研发者”；作为“控方/中医”，天然地就有义务回应、面对、排除各种质疑，从理论上来说，他们不应该先入为主地抱持“有罪/有效”的立场，他们唯一的目的只能是“寻找真相”，无论这个“真相”是“有罪/无罪、有效/无效”，他们都应该不偏不倚的接受。我们扮演好“质疑者”的角色，恰恰是在帮助他们寻找真相。

　　事实上，这种“质疑”的精神和“trial”的过程，无论对于司法审判还是科学研究，乃至于整个现代社会的运作，都是极为重要必不可少的。法庭审理的程序越完备，质疑得越充分，结果才越可信，越能让反对者闭嘴，相反就越会被抓住把柄；科学研究也是同样的道理，实验设计得越严谨，证据等级就越高越令人信服。

　　我们经常看到优秀的记者在采访的时候提出咄咄逼人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充满敌意”的问题，然而这恰恰才是好的记者、好的问题。从结果来说，如果受访者能够经得起这样苛刻的质疑，能够把疑点充分解释清楚，恰恰可以更加令人信服，这恰恰是在帮助受访者建立可信度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有trial的精神在里面。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质疑中医其实已经超越了医学的范畴，而是在倡导一种现代公民应该具备的法治精神、科学精神和思想启蒙。

　　写这个答案，是想告诉大家，“质疑”不必然是一种破坏性力量，实际上它更是一种建设性力量。有句话说得好，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若法庭上辩方被迫缺席，那控方单方面的主张就是有缺陷的。中医不是强调“阴阳”吗？没有阴，哪有阳？没有质疑，哪有真相？它们是相伴相生的。我们应该勇敢面对质疑，支持质疑，鼓励质疑，不要惧怕别人的质疑，无论是质疑中医，还是别的什么。

　　在对药物有效性进行判断的过程中，存在着几个易于造成干扰的因素，如人体抵抗力的差异化、幸存者偏差、安慰剂效应。

　　在漫长的进化及与外来病原微生物斗争的过程中，人体进化出了一套能够抵御多种疾病的免疫系统。

　　这套免疫系统所带来的强大抵抗力，使得人类及其前辈物种在亿万年的生命之路上，面对无数种疾病的侵袭，能够代代相传、繁衍生息。

　　由于遗传基因、自然环境、性别、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的差异，不同人群，或同一人群中的不同个体，面对同样的疾病，抵抗力是不同的。

　　这种差异化也导致了，尽管人类社会自古以来经历了无数次瘟疫的肆虐，但却并未被瘟疫所灭绝，无论多厉害的疾病，总会有一些幸存者依靠自身强大的抵抗力幸免于难。

　　远的如曾经人人闻之色变的天花病毒、肆虐欧洲大陆的黑死病，近的如我们刚刚经历过的新冠病毒，在不断给人类社会带来死亡的同时，却对一部分抵抗力强大的人群束手无策。

　　以新冠为例，根据数据统计机构Worldometer的报告，截至2023年12月27日，全球已累计报告超过7亿例确诊病例，其中死亡人数超过690万人，康复人数超过6.7亿。

　　实际的数字当然是超过统计数据的，但我们从统计中的康复率可以看出，即便是如此可怕的新冠病毒，人体仍能依靠强大的抵抗力战而胜之。

　　毕竟，进入过ICU，服用过特效药的人群，仅占感染者的极少比例，真正战胜疫病的，是人类自己。

　　我们知道，在疫情期间，出现了很多未经试验验证、却号称能够治愈新冠的药物。这些药物真的有效吗？患者的痊愈，依靠的是这些药物，还是自身抵抗力？

　　同理，在人类千百年来的战胜各种疾病的历史中，由于人体抵抗力的存在，使我们很难分清，哪些是真正有效的药物，哪些是躲在抵抗力后面的狐狸。

　　简单说，幸存者偏差，就是指统计人员在统计某项数据时，只统计了幸存者的数据，而忽略了阵亡者的数据。

　　由于遗传基因、自然环境、性别、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的差异，不同人群，或同一人群中的不同个体，面对同样的疾病，抵抗力是不同的。

　　为了抵抗瘟疫，一位村民（村民A）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向其他村民推荐了一种野草，并告诉他们，这种野草有可能治愈疫病A。

　　然而事实上，野草并没有任何疗效，瘟疫过后，A村的大部分村民去世了，只有少部分村民，依靠顽强的抵抗力幸存了下来。

　　后来，《B草纲目》的编写者来到A村，对幸存者进行询问、调查，然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A村的部分村民在服用了一种神奇的野草后，在这场瘟疫中幸免于难，所以，该野草是一种对抗疫病A的有效药物。”

　　于是，这种本无疗效的野草，在幸存者效应的作用下，被记录到《B草纲目》，成为了“药物A”。

　　而那位抱着姑且一试心态、让村民们服用野草的村民A，摇身一变，成了一位远近闻名的医生（医生A）。

　　“故事A”并不是一个虚构出来的场景，而是对千百年来反复发生在人类社会类似事件的提炼与总结。

　　“东汉末年，全国各地发生了严重的瘟疫，流行了很多年，许多老百姓得病死去。张仲景的家族本来有两百多人，十年之内去世了三分之二，其中大部分是患上伤寒去世的。张仲景十分痛心，于是专心研究医学，整理和总结前人的医学理论和经验，广泛收取民间验方，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写成了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在三分之家人去世后开始专心研究医学，此时，他最可能获取的药物试验对象，是家族中的幸存者，以及当地的其他幸存者。

　　因为隔离病患这种防疫措施最早是在上世纪初由伍连德医生在国内首次开始实施的，张仲景显然不可能通过隔离病患来阻止伤寒在家族及当地的传染，所以，这些幸存者大概率对伤寒具有较强的抵抗力。

　　在幸存者效应的干扰下，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所载药方的有效性，是有待验证的。

　　安慰剂效应，指病人虽然获得无效的治疗，却因为坚信治疗有效，从而让病患症状得到缓解，进而加强治疗效果的现象。

　　这是一种强大的心理暗示效应，据统计，安慰剂效应在普通人群中的发生率大约为20-25%。而在病人中安慰剂效应更容易出现，大约有35%的躯体疾病病人和40%的精神病病人都会出现此种效应。

　　也就是说，只要病人坚信药物有效，即便他服用的是并无疗效的假药，也会有一定的概率使病症得到缓解。

　　乍一看，安慰剂效应似乎是一种很不错的心理暗示疗法，然而安慰剂效应的存在，使得一些本无疗效的假药能够轻易蒙混过关。

　　几个月后，同样由疫病A引起的烈性瘟疫袭击了村落B，绝大多数村民都被感染了。

　　为了抵抗疫病，B村的村长请来了A村的一位医生（医生A）JBO竞博，然后告诉村民们，凭借名医A的精湛医术，很多曾被疫病A感染的A村村民被治愈了。

　　然后，医生A取出了采摘自A村附近的野草，即药物A，告诉B村的村民：正是药物A治愈了A村的村民们，而且，药物A还被伟大的《B草纲目》收录了，这也说明了药物A的有效性。

　　在医生A的言之凿凿、《B草纲目》的信任背书，以及强烈求生欲的驱使下，大部分B村的村民服下了药物A。

　　虽然B村的大部分村民仍然在瘟疫中去世了，但少部分抵抗力较强，以及一部分受安慰剂效应影响的村民，幸存了下来。

　　再后来，《B草纲目》的编写者进入B村，对幸存者进行询问、调查，然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在这次瘟疫中，由于B村村民服用了药物A，相比发生于A村的瘟疫，这次B村村民的幸存者增加了两成，所以，再次证明药物A是一种对抗疫病A的有效良药。

　　于是，这种本无疗效的野草，在幸存者效应和安慰剂效应的双重作用下，在《B草纲目》中，由药物A，升级成为良药A。

　　“故事B”同样不是虚构出来的，而是对千百年来反复发生在人类社会类似事件的提炼与总结。

　　在过去，越是难以获取的珍稀物品，如天山雪莲、千年人参、人形何首乌、虎骨熊胆、犀角鹿茸，越是容易让人坚信其疗效，安慰剂效应也就越显著。

　　鲁迅先生在其作品《父亲的病》中，描写了一位有名无实的“名医”，给病人开出了“成对的原配蟋蟀，经霜三年的甘蔗”这样稀奇古怪的药方，正是利用了这种心理效应。

　　所以，那些被记载在《B草纲目》《神农B草经》《伤寒z病论》中的所谓有效药物，有多少是真正有效的？又有多少是在披上了幸存者偏差、安慰剂效应这两层虎皮而混入其中的？

　　有人说：《B草纲目》《神农B草经》《伤寒z病论》的作者就那么傻吗？难道他们不了解幸存者偏差和安慰剂效应吗？

　　他们确实不知道。幸存者偏差的被提出时间是1941年，而安慰剂效应是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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