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BO竞博中国博医会：早期医学名词统一工作

　　JBO竞博，没有这个基础；在华医生就不能协同工作，提高水平，它也将极大影响中围学生学习西医的热情。

　　西方医学传入后，医学名词的统一和标准化——西医书籍翻译和西医教育的核心一一是早期西医传播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从1847年德万（T.T.Devan）在《中国语启蒙》中收录英汉对照的解剖学、药物学和疾病名词，到1890年惠特尼（H.Whitney）出版《英汉解剖生理词汇》，出版了10余种医学名词汇编。

　　但是，由于西方医学与中国传统医学是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所以在译述西医书籍时有很多名词和术语难以找到恰当的、与其对映的中医词汇，并且还有大量中医学没有的名词。而且，不同作者是各自为阵，名词的翻译也是五花八门，一个名词往往有多个译名。如猩红热就有红热症、癌疹、疹子热症、痧子、花红热症等多种译名。这种译名混乱的情况对西医的教学和传播极为不利。

　　在这种情况下，传教士医生于1887年10月在香港医学院举办了一个专题讨论会，会议主题之一就是探讨医学名词翻译的标准化问题。与会者强调了医学名词翻译在西医传播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没有准确的名词体系，很难将西方医学知识准确地介绍给中国人，希望有关方面给予重视。

　　1890年5月，博医会在上海举行第一届会员大会，医学名词统一问题是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亨特在大会发言中指出，完整、准确的名词体系是科学知识进步的一个标志。要想把西方科学介绍给中国人，必须首先解决语言障碍问题，翻译是一条有效途径。

　　但是，没有统一的名词，翻译必将出现混乱现象。他明确提出传教士医生在统一科学名词时，必须寻求中国学者的台作，没有中国学者的参与，要完成这项工作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台信、嘉约翰等人的翻译工作都得到过中国学者的协助)。

　　惠特尼认为，应该把准确、简明、文雅作为翻译的标准和次序，并且指出医学中有许多难懂的词汇，翻译更应慎重。他还强调翻译时应考虑到汉语的习惯和特征，这样会利于中国人接受。

　　在一些传教士医生的呼吁下，这次大会决定成立一个名词委员会负责统一医学名词的工作委员会。由嘉约翰任主席，成员有：威尔逊(WmWilson)、亨特、多斯怀特(A·W·Douthwaite)波特(H·P·Porter)高似兰(P·B·Cousland)。名词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医学名词统一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名词委员会取得了一些成绩：1894年出版了《疾病名词词汇》、1898年出版了《眼科名词》和温天谋编辑的《疾病词汇》、此外还有惠特尼的《解剖学词汇》和波特的《生理学名词》等。

　　为了推动医学名词的统一工作，在有关人士的呼吁下，博医会对名词委员会作了调整，由惠特尼任委员会主席，高似兰为秘书，并增补聂会东(J·B·Neal，1855～1925)、师图尔(G·A·Stuart，1859～19u)和纪立生(T·Gillison，1859～1937)为委员。委员会在1901年正式举行了首次会议，经过六周的讨论、商议，颁布了经名词委员会审定通过了的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药理学和药物名词，并将这些名词编印成册，送发博医会的各会员，要求在工作和翻译中采用审定的名词，同时也希望提出进一步的修改意见。

　　1904年，名词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审定了病理学、内科、外科和妇产科的名词，校定和增补了1901年编辑的名词。同年12月，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讨论药物学和细菌学名词，并将结果提交博医会会员大会审议。

　　名词委员会在推进医学名词统一的同时，也注意到医学名词与其它相关学科名词之间的有机联系。博医会名词委员会参与了科技术语委员会审定元素和化学名词的工作，并曾致函中国教育会(Education Association of China)，要求加快物理学名词的审定，由于物理学名词不统一也将直接影响到医学教育，如教育会提不出标准的物理学名词，博医会将编辑自己的物理学词汇，使之能与医学教科书相统一。同时博医会也要求教育会和广学会(TheDiffu—sionSociety)在它们的出版物中，凡涉及医学的名词，都应采用博医会审定的标准名词。

　　在名词委员会的努力下，医学名词统一的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初步审定通过了医学各学科的名词并编印成册广泛发行；依据审定的名词翻译出版了一批教科书，如格氏解剖学、哈氏治疗学、欧氏内科学等，并着手编译一套新的医学教科书。为了进一步推动翻译出版工作。高似兰在1905年2月召开的博医会会员大会上呼吁成立翻译出版委员会，希望博医会提供专项基金保证教科书的出版。

　　是年，出版委员会成立，由聂会东任主席，布卡特(J．Butcha~)为秘书，成员有高似兰、纪立生等人。于是，名词委员会与出版委员会携手合作，出版发行依据名词委员会审定的新名词翻译的医学教科书。1908年5月，名词委员会在统一了医学各科名词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英汉医学词典》和中文的《医学字典》，并提呈北京教育部，希望能够得到中国官方的认可。

　　至1913年，博医会名词和出版委员会(由于经费和技术上的原因，1910年名词委员会与出版委员会合并。)出版了322种医学书籍，共38200册，对西方医学的传播和统一医学译名起到了推动作用。

　　随着医学的发展，新知识的不断增多，传教士医生日益感到统一医学名词工作的艰巨性。戊戌维新以后，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迅速扩大，许多赴欧美、日本访问学习的中国学者和留学生加入到翻译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行列中来，各种科学社团的成立也促进了翻译工作。

　　1910年，伍连德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1913年中华医学会在北京创立，但只是个地方性组织。于是，1915年2月，伍连德等36名医师在上海集会，筹备组织全国性的中华医学会，是年中华医学会成立，同年还建立了中华民国医药学会。医学名词统一立即成为刚成立的中国医学团体的主要任务之一。

　　俞风宾在新创办的《中华医学杂志》上撰文指出：“西方医生无论多么博学，在翻译上仍有很大困难，在许多方面都只能依靠助手(常常是非医药人员)，这些人在这种工作上并不具备应有的高标准。因此，新成立的中华医学会无论如何应当在这方面尽一切努力来分担这项工作。”虽然博医会在医学名词统一命题上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是中国政府和受过现代医学教育的中国医生并设有完全接受博医会提出的医学名词，其原因之一是许多名词翻译生硬，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此外他们还编造了一些新字，也是中国人不能接受的。

　　传教士医生也意识到与中国医生合作的必要性。中华医学会成立后不久，高似兰领导的博医会名词委员会立即与中华医学会等组织联系，召开了有教育界、医学界和出版界人士参加的讨论会，共商中国医学名词统一和标准化的工作。高似兰在会上向中国学者介绍了博医会名词委员会的工作及对医学名词统一问题的看法，中国医生周逵认为北京教育部应支持这项重要的工作。这次会议通过了加速统一医学名词的四项决议，并着手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医学名词委员会来领导这项工作。

　　1915年8月5日至12日，中华医学会、中华民国医药学会、博医会、江苏教育会及教育部的代表共24人在上海举行医学名词会议。会议认真、细致地商讨了医学名词统一问题，对博医会长期致力于医学名词统一表示钦佩，特别是对高似兰等人付出的艰辛劳动表示敬意。会议还讨论了辫剖学名词草案，并安排了其它学科名词的起草工作。与会代表一致同意成立全国性的医学名词统一机构来负责这项工作。

　　1917年8月27日，经教育部批准正式成立“医学名词审查会”，从此我国医学名词统一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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